1949之后:杀人如麻的镇反

音频: http://www.voachinese.com/audio/2071134.html 李肃报道:1950年3月,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,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》,开始了“镇压反革命运动”。1950年10月8日,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,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展开直接军事对抗,开始了所谓的“抗美援朝”战争。这也为毛泽东大力开展“镇反运动”提供了机会。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:“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,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,以后就不会有了。千载难逢,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。”毛泽东强调说:“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,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。” 1950年3月,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,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》,开始了“镇压反革命运动”。 1950年10月8日,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,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展开直接军事对抗,开始了所谓的“抗美援朝”战争。这也为毛泽东大力开展“镇反运动”提供了机会。 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:“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,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,以后就不会有了。千载难逢,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。”毛泽东强调说:“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,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。”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:“在古代的更替朝代中往往是因为反抗,因为战争行为而出现杀戮。为了征服而去屠杀。为了镇压反抗而去屠杀。但是共产党这个时候的屠杀是要消灭阶级。但是它同时呢,它又感觉到这样做呢基本上是不人道的,反人性的,甚至是跟民众作对的。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强调说乘这个机会,土改的机会也好,乘老百姓热情高涨的机会,或者是乘朝鲜战争,对外战争的机会也好,乘机杀人。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杀了人影响不好呢?因为杀多了之后,不仅是外部的反映是非常的负面,非常的不好,引起老百姓的忿恨,在内部也造成一些分歧。那么为了弥平内部的分歧,毛泽东也好,刘少奇也好,通过这种说法,借某种风潮,借某种战争,借某种机会来进行屠杀,也好消除内部的分歧。” 原来,“镇反”开始不久,一些地方,如山东、湖南、河南等省就出现了乱杀乱捕问题。有些中共地方大员主张收敛。如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提出,对解放后并无罪恶的湖南起义军官“不宜采取急躁处理办法,除其中个别特别反动的分子应逮捕惩治外,不宜逮捕过多”,否则将引起极大惊恐。他发电报给中共中央,提出“拟即收缩,停止大捕杀,转入正常工作”。毛泽东批示:“即照黄电意见处理为宜。”中共中央在批示中共华东局一份报告时说:“如果一个地方已经杀得不少时,则可适时略为放松一点,即大批处决人犯的时间延长一些,缓和一下社会各界紧张的空气。” 不过,毛泽东一时收敛是因为他感到时机尚未成熟。 《北京之春》杂志主编胡平说:“他们相信的是两个东西。一个东西,他们知道,必须要大规模的镇压才能确立新政权的威信、权威,以至于没有人敢于挑战。 从这一条来说,就需要大开杀戒。但另一方面,它也知道,对外来说,多杀人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 所以呢,对外总要加以掩饰。因此他们就觉得,没有一个合适的借口,一个恰当的时机,要杀人太多总是不太好的事。那么因此,抗美援朝的事一起来,他觉得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,就可以大肆地杀人。”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:“抗美援朝很有好处,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(如搞土改、订爱国公约、搞生产竞赛、镇反等)。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,响得很厉害,土改的锣鼓、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,就好搞了。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,那么土改(和镇反)的锣鼓就不得了了。这里打死一个地主,那里也打了一个,到处闹,很多事情不好办。” 1950年10月10日,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出兵朝鲜半岛两天之后,在毛泽东主持下,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》,也被称为“双十指示”。指示说:“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,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,以至有大批的首要的、怙恶不悛的、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,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。” 尽管在指示中提到要“镇压与宽大相结合”,“首恶必办,胁从不问,立功者受奖”,但是指示的重点在于纠偏,在于防止漏掉反革命分子,防止“宽大无边”,而不是防止冤枉好人。 1950年12月,刘少奇在给川东区党委的批示中指出:“匪特分子,包括首要分子在内,既已向我自新投诚,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,即使过去负有血债,亦不应杀。”但是毛泽东将这个批示改为:“如果血债重大,群众要求处以死刑,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,亦可以处以死刑。” 到了1951年1月,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,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。他指示各地要“大杀几批”,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:“各大城市除东北外,镇压反革命的工作,一般地来说,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。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,不能再迟了。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、天津、青岛、上海、南京、广州、汉口、重庆及各省省城,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,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。在几个月内,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。”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。1951年1月21日,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:“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在今年一年内,恐怕需要处决一、二千人,才能解决问题。在春季处决三、五百人,压低敌焰,伸张民气,是很必要的。南京方面,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,争取在春季处决一、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。” 第二天,1月22日,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:“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,这很好。再杀三四千人。……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。” 这一年的2月,在毛泽东建议下,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,“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,先此数的一半,看情形再作决定”。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,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。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:“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,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,仅杀200余人的情况,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、惯匪、恶霸、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。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。……南京方面,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,已杀72人,拟再杀150人,这个数目似太少。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,国民党的首都,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。”、“南京杀人太少,应在南京多杀。”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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